试论西域僧入魏与北魏佛教的发展演变及影响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佛教传入中土后的几个世纪中，西域来华僧人一直是译经传法的主力，他们在佛经翻译、义理传承创新、思想精神传播、佛教艺术传承发展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亦有西域僧入魏居留演教传法，鉴于北魏王朝异族入主、胡汉杂居等自有属性，以西域僧为代表的佛教势力与统治阶级产生何种互动，西域佛教元素如何传承并与中原固有文化怎样碰撞交流融合，佛教在鲜卑民族的汉化进程中作用几多，在中国北方实现了何种样貌的中国化。这些问题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在综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对西域僧与北魏佛教之间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凉州与西域僧入北魏传法

据《魏书·释老志》，“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此“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1](P3030)北魏政权未进入中原之前尚处于部落社会，不具国家形态，且僻处代北，未能与西域地区建立密切联系，自然也就无法大量接触西域僧人，听闻和传播西域佛法。淝水之战后，道武帝拓跋珪复建代国，历经几代帝王的努力，至太武帝时统一北方，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北魏开始逐步接触和认识佛教，其帝王也出现了崇佛的现象。道武帝拓跋珪征战途中，“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且“颇览佛经”，明元帝亦信奉佛教，“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1]（P3030）太武帝即位之初，亦延续父祖传统，时常与沙门谈论经教，亦曾亲至门楼，散花礼拜佛像。应当说，北魏几代君主对佛教的保护和信奉为佛教日后在北朝的传播和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这一时期内，北魏统治阶级所接触到的主要是北方汉地的佛教和僧人，如僧朗、法果、昙证等人，西域“胡僧”大量入魏居留传法始自太武帝平凉州后。

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中原各政权征伐不已，战乱频仍，而凉州虽也经过几次政权更迭，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五个政权，但因远离中原，且朝代更迭造成的乱局相对亦不甚剧烈。更重要的是，凉州因其卓越的地理位置，地当河西走廊这一中原与西域交通要冲，且“自张轨后，世信佛教”，[1](P3030)无疑给佛教在这一地区的繁荣兴盛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故此，在晋末十六国时期，大量中外僧人聚集于凉州，学习典籍，翻译佛经，传播佛法，著名的如竺法护、佛图澄、竺佛念、鸠摩罗什、僧肇、昙无谶等，所译出的佛教更是篇幅浩繁，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仅昙无谶就译出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经律集。可以说，凉州是这一时期西域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和佛教翻译、传播和交流中心，凉州佛教带有浓重的西域佛教元素。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灭亡北凉，“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1](P3032)之后甚至因僧人过多，下诏罢汰年五十以下者。大量的僧人进入北魏京师平城等核心区域，与之所俱的必然也有凉州的浓郁佛教气息。而且，由于凉州归属北魏，其与西域的交通再无阻滞，胡汉僧人均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魏境演教传法，魏僧亦可经此至西域学法求经，中西之间佛法交流传播的通道至此畅达。

二、入魏主要西域僧生平行止

北魏时期，入魏传法的西域僧主要有如下数位：

（一）昙无谶 昙无谶，又称昙摩忏、昙无忏，中天竺人，自少即聪敏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2](P76)后依止名师求学。其先学小乘，后专攻大乘，“至年二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2](P76)后至罽宾，经龟兹进入姑臧（今武威），受到当时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的隆重接待与崇信。昙无谶在凉州与沙门智嵩、道朗等合作，共译《大般涅槃经》等经律十余部，其译经“临机释滞，清辩若流，兼富于文藻，辞制华密”，[2](P77)且特别注重全面性和准确性。其翻译《涅槃经》时，因梵本品数不足，故而回国求访，正值其母亡故，因而留居一年有余，后在于阗寻得梵本中分，于姑臧译成三十三卷，故而《涅槃经》序中道朗赞其“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3](P314)昙无谶在北凉深得沮渠蒙逊敬重，经常咨询其国事。拓跋焘听闻其大名，遣使迎请，沮渠蒙逊不愿其离去，因而不遣，却又畏惧北魏兵威，且愤恨其欲西行寻找《涅槃经》梵本后分，于是派刺客于路害之。北魏求得昙无谶的努力未获成功，但这是西域僧入魏传法的先声，自其之后便有大量西域高僧进入北魏，居住、任职和传播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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