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一年唐伐龟兹一役探因兼论高宗朝初的

一、太宗朝的龟兹外交风云

龟兹是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较大的绿洲城邦。因位居塔里木盆地北道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显著。加之适宜的农耕种植条件，相对发达的手工业经济，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自两汉时期，龟兹就成为中原政权谋略西域的重点地域。然而，盘踞块状绿洲的龟兹，囿于自身扩张的局限性，时常如同焉耆、疏勒等绿洲邻邦，在获取交通要冲带来的丰厚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受控于天山之北游牧民族的经济压榨和面临东南方中原王朝扩展西域战略空间所带来的政治威胁。当两种势力同时出现在天山南麓的绿洲时，龟兹的对外交往便呈现出显著的“骑墙之势”，这既是西域绿洲城邦无奈的抉择，更是其背后唐朝与西突厥暗中较量的结果。

(一)唐朝与龟兹的早期往来

龟兹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自汉至唐未曾有过长时期的断绝。其交往的性质，亦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侧重。自两汉至隋唐，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邦各自占据块状绿洲，当东西交通要冲，以获取贸易税收为主的经济利益成为各城邦的重要诉求。而中原之地作为维持东西方贸易通畅的终端，自然成为包括龟兹在内的绿洲城邦热衷交往或朝贡的对象。而一旦这种单纯的经济交往受到外来政治博弈的影响，就会立即引起这些城邦诸国的警惕。

李渊建国之初，远距中土大唐的龟兹就已建立起对李唐王朝的外交联系。《旧唐书》卷148《龟兹传》载：

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駃遣使来朝。勃駃寻卒，子苏伐叠代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安西都护郭孝恪来伐焉耆，龟兹遣兵援助，自是职贡颇阙。[1](卷148，P5303)

同书卷2《太宗本纪上》载：

是岁(武德九年)，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1](卷2，P32)

同书卷3《太宗本纪下》载：

是岁(贞观八年)，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遣使朝贡。[1](卷3，P44)

上述文献资料向我们传达出唐高祖至太宗前半期唐朝与龟兹双方外交的重要信息。其一，大唐作为隋王朝的历史更替者，仍旧在东西方政治文明的接触和秩序的维护中拥有特殊地位。其显然继承了两汉以来中原王朝主导世界秩序的政治理念和传统，这也是后来李唐持续用兵东北和西北边疆的重要原因。其二，至少在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攻占高昌前，龟兹与大唐一度存在有密切的商贸或政治联系。“赐以玺书，抚慰甚厚”是包括李唐王朝在内的中原历代王朝安边的一贯伎俩。结合前文可知，龟兹无非是李唐与西突厥争夺西域霸权中所尽力争取的辅助筹码。其三，由“勃駃寻卒，子苏伐叠代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史条记载显知，在贞观早期，龟兹已经接受西突厥“俟利发”的封号，对其称臣，并于唐攻打焉耆时出兵援助，致使龟兹与唐朝的敌对关系逐渐呈现白热化，并成为唐朝斩除西突厥统治根基、纵深塔里木盆地北道绿洲的契机。

(二)龟兹之役

在唐朝与西突厥两大势力互为交锋的背景下，双方战略势力范围的略微扩展极易引发局部地域的军事冲突。诸如发生于贞观十四年的高昌之役、贞观十八年的焉耆之役，均是李唐王朝与西突厥势力在西域角逐的结果。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唐太宗为核心的李唐高层统治阶层，在西域统治尚未稳固、东北战线倘未平息、北方薛延陀势力猖獗之时，毅然发布“伐龟兹诏”，征讨龟兹。《资治通鉴》载：

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戍寅，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2](卷198，P6364)

《册府元龟》载有“伐龟兹诏”文：

皇天理物，蓄严厉于积阴；大块厚生，腾杀气于秋序。故霆霓震曜，声慑八纮，繁霜凝肃，威加万类。朕既承兹介福，超上皇王，忧责在躬，情兼列代。昆虫不理，犹且纳隍；戎羯未宁，岂宜安席?逷矣西土，自古游魂，昔与北场，本同根蒂，乘戎致阋，遂尔携离。鸡田戴斗，是其祭天之地；雁塞干云，上应分术之野。疆逾瀚海，局距塞垣，总其衔烛之乡，并为征赋之俗。惟有乌孙旧境，罝罘所漏，本既先拔，末岂能全，皮尚不存，毛将安附？(中略)可遣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左武卫将军李海崖等，(中略)又发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沸涌动沙场之地，呼吸振广漠之风，道自金微，会于葱岭。又遣吐蕃君长，逾玄菟而北临，(中略)岂非有名动众，本为除残，以义出师，贵能惩恶。(中略)天与则取，可谓乘机；众欲斯从，是名敦义。践机而必作，戴义以行之。今此一劳，永康四表，折兵难再，或失时宜。以朕之怀，快颁天下。[3](卷98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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