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番国志所见明代西域多民族社会

《西域番国志》是明代人陈诚根据自己出使帖木儿帝国途中见闻撰成的旅行记录，内容包括明代西域诸民族历史沿革、地理气候、社会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作为目前仅存的明代西域行记之一，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西域多民族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

一、相关学术史回顾

《西域番国志》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四库馆臣评曰：“其所载音译既多讹舛，且所历之地不过涉嘉峪关外一二千里而止，见闻未广，大都传述失真，不足征信。”[1]这一看法并不确当。1934 年，向达利用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郑晓《独寤园丛钞》 本在《禹贡》 杂志上连载了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2]，这是《西域番国志》第一次以完整内容公开呈现。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西域番国志》 周连宽校注本，是有关该书的重要研究。其后，王继光先后出版了《陈诚西域资料校注》和《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等论著，集中反映了他在陈诚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

1927 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东洋学报》上发表《明の陳誠の使西域記に就いて》，较早对陈诚出使西域的经历进行了考证。莫里斯·罗沙比在《明代出使内陆亚洲的两位使节》一文中考察了陈诚三次出使帖木儿王朝的经历，并将《西域番国志》 译成英文刊布，方便了国际学界使用。1998 年，俄罗斯学者潘克洛多娃对《西域番国志》进行了俄文翻译并校释，进一步扩大了该书的使用范围。2015年Sally K.Church将《西域行程记》 译成英文并作注释，2019年她又发表名为《陈诚出使哈烈（1413—1420年） 角色新考》，讨论了陈诚作为宦官副手在西域出使团里的实际贡献。

2010 年，匈牙利学者Zsomber Rajkai认为相较于西方及日本学者，尽管中国学者对明朝和帖木儿帝国的交往，以及陈诚行记方面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总体上理论水平不高，只有少数学者注重参考国际研究成果。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学者肯定了陈诚的历史贡献，但大多流于书面恭维，有些论断仍缺乏基础，“似乎上世纪80 年代之前的学者更加重视西方学术成果”。

事实上，我国学者重视国际研究与交流的传统从未中断。1994年，魏良弢先生的著作《叶尔羌汗国史纲要》里将《西域番国志》 《西域行程记》与数十种中亚文献同列为基本史料，并指出这两部书虽然较叶尔羌汗国时间为早，但自其成书之后再无西域的汉文行记，因此它们极具史料价值。1998年，刘迎胜先生充分利用波斯文史料《诸史之精华》等书，结合汉文史料探讨陈诚初使西域的历史背景，并就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交往中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对进一步认识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刘正寅先生以穆斯林文献为基础，利用《西域番国志》 《元朝秘史》等多语种史料讨论了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涵化与认同问题。2015年，刘正寅师通过对比《西域番国志》与《拉失德史》等不同语种民族志记载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往往存在差异，利用多语种民族志文献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并发掘反映在民族志书里的认同意识。这一论断反映出当今民族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我国学者不仅善于运用汉文史料，还注重非汉文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学科视角与方法实现研究内容和理论的创新，这也正是上述学术成果共同体现的国际视野与水平。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西域番国志》作为基本史料在研究中亚历史地理及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方面的重要性已渐为学者们所接受，但针对该书本身的研究程度尚不够深入，没有充分挖掘《西域番国志》里记载的民族状况、社会风俗背后深层的文化意象。因此，就目前关于陈诚《西域番国志》的研究状况来看，相关成果已无法满足当今深入理解古代中国多民族交融发展的学术需要。《西域番国志》在什么背景下产生，记载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民族文化内容，这些民族志材料与书写者观点以及民族活动的客观事实之间又有何种联系？本文拟从民族志视角切入，结合相关史料加以讨论。

二、《西域番国志》成书背景

明成祖继位后，不断向西北地区派遣使者诏谕各地首领称臣纳贡，以减轻来自蒙古势力联合对抗明廷的压力。与此同时西域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察合台汗国一分为二，东部由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后裔统辖，西部则为帖木儿王朝所有，不过双方仍各自同明朝贸易通使。永乐八年（1410年），帖木儿帝国继承者沙哈鲁向明朝派出的使臣迷儿即剌即将返程，明成祖遂遣白阿儿忻台等人随赴哈烈宣敕赏赉。这一时期，沙哈鲁与其侄哈里因夺取君位发生冲突，明廷得悉后企图调和双方关系，永乐帝在写给沙哈鲁的国书里说：“自今宜休兵息，保全骨肉，共享和平之福。”[3]三年后白阿儿忻台返回，与他同行的还有哈烈、撒马尔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石哈儿等地派来的使节，他们都接受了明廷的赏赐。按照惯例西域使臣抵达汉地完成出使任务后，再由明朝派出使臣陪同其回国，此番护送哈烈等处使臣归返的便是陈诚、李暹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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