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与于阗关系考

吐蕃与于阗关系考张亚莎吐蕃与于阗之间存在着的特殊关系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考古与文献资料看，二者在古代的交往显然非常密切。公元1世纪以后，吐蕃在其发展和扩张过程中曾与周边很多地区和民族有过交往，为什么这个西域小国会给吐蕃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吐蕃与于阗关系的起止及来龙去脉，吐蕃与于阗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及特点等尚待研究的课题不少。本文旨在通过对吐蕃时期及西藏“后弘期”早期的一些美术作品的分析考证，进而讨论吐蕃与于阗之间的关系，并对早期藏族美术体系的形成做一剖析。藏史典籍中涉及于阗的条款，除了专门的文献资料以外(按：《于阗教法史》、《于阒国授记》等)，主要反映了于阗佛教僧人或艺术家在吐蕃的活动。据诸多藏文典籍记载：自松赞干布至热巴巾这近两百年的时期内，或多或少都有于阗僧人的活动。他们不仅参与寺庙的建设和装饰活动，也参与吐蕃时期的佛教翻译活动。有资料表明，于阗的雕塑艺术曾对吐蕃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修建昌珠寺时就有于阗僧人为其雕塑佛像，并留下于阗雕塑艺术的传统；热巴巾时期为建造宏伟的温江岛本尊寺，赞普专门从于阗请来了著名的雕塑家。①除了文献记载，西藏境内是否保留着吐蕃时期或后弘期早期具有于阗佛教美术风格的遗存呢?这正是我们从事藏族美术史研究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于阗和吐蕃的古代美术遗存在考古上都相对匮乏，并且同样缺乏系统的认识，②但仅就现存的一些考古文物的考察仍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目前能够确认属于吐蕃时期的佛教雕塑一是拉萨查拉鲁甫石窟中的部分石雕造像；二是山南乃东吉如拉康内的泥塑造像。但二者的造像风格有较大差异，可知其样式渊源的不同。根据造像风格的分析，查寺的石雕造像可能与尼泊尔美术有些联系，③但也不排除那也许正是吐蕃本土造像风格的可能；而吉如拉康(古称瓜曲寺或格如寺，亦译作嘎秋寺、呷曲寺等)供奉的主尊释迦牟尼像，据考证则很可能源于于阗雕塑的粉本。④根据吐蕃时期赤松德赞的诏文和赛那累所立的石碑铭文可知，瓜曲寺建于赤德祖赞时期，@它的建立不仅与赤德祖赞有关，更与金城公主和避难到吐蕃的于阗僧人有关。史料记载着赛那累和热巴巾时期的佛事活动都与于阗僧人有关，但这一时期却几乎没有考古文物的佐证。吐蕃王朝灭亡后，尤其是随着公元866年吐蕃从西域撤军，一般认为吐蕃与于阗的联系也到此结束，然而卫藏地区一些寺院存在着与于阗风格有关的雕塑，说明吐蕃与于阗的联系至少一直持续到公元11世纪上半叶。本世纪的40年代，杜齐在西藏境内考察时发现，卫藏地区一些早期寺庙(11～13世纪)的艺术风格相同或相近，杜齐将它们命名为中亚美术风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多次提起的艾旺寺。这里的中亚实际上就是于阗。⑥杜齐提到艾旺寺里尚保存有石碑铭记，据碑文载，这座寺庙里某一殿堂的艺术按印度艺术传统制作，而另一个殿堂里的艺术则承袭于阗艺术风格(原文为Li一缸舻)。杜齐认为东殿的立像雕塑，其人物服饰样式和团花式图案表明它们与于阗美术的联系或来自那里的影响。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艾旺寺的这种“中亚”艺术风格在同时期的西藏并非孤例。据29吐蔷与于阗关系考英国藏学家罗伯托·维塔利的考证，属于艾旺寺艺术类型(维氏称之为“波罗～中亚”艺术样式⑦)的还有江普寺(萨马达寺)、乃萨寺、扎塘寺、迦萨寺，甚至包括纳塘寺，这些寺庙大都建于10世纪末叶至12世纪末叶(“后弘期”早期)，@其中艾旺寺属于较早的寺庙(1l世纪初叶)之一，寺里的碑文明确记载了其艺术与于阗艺术传统之间的关系。这种自艾旺、江普开始的艺术传统对后来一系列寺庙的影响直接而深刻，经由乃萨，在扎塘壁画中显示了它的成熟圆满，然后向迦萨、纳塘等更纯粹的本土风格定格。这组寺庙的艺术演变向我们展示了藏族艺术家们是如何改造外来因素，并逐渐形成本土风格的发展轨迹。为什么11世纪初到11世纪中叶西藏腹地会出现这样一种与于阗佛教美术有关的艺术样式呢?这显然同ll世纪初黑汗王朝占领西域，并迫使西域各国改宗伊斯兰教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史载公元1004年黑汗王朝大举进攻于阗，于阗国灭亡；不过据一些学者分析，于阗直到1026年还存在着佛教的活动。③这样我们可以推测出：自11世纪初至11世纪二三十年代，会有大批的于阗国僧人向它的南方吐蕃或是东面的西域国家(高昌等地)这两个方向逃亡或避难。而此时正值西藏“后弘期”佛教中兴的重要时期，也需要外来艺术家的帮助，所以此一时期出现于阗佛教美术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根据我们对西藏佛教美术样式形成过程的分析，11世纪初发生在卫藏地区的这一与于阗美术风格有联系的艺术样式对后来藏传佛教美术体系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但却是相当重要的作用。关于于阗国的历史，汉文典籍中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中的详细记载；在藏文典籍中又有藏文的《于阗国授记》和《于阗教法史》等文献。其中关于于阗国建立的说法虽有出入，但共同点显而易见：于阗的历史文化同样融入了印度和汉地文化的因素。古代的于阗地区先后流行过的“f去卢文”、“婆罗谜文30(和阗一塞语)”，以及袄教和佛教，说明于阗的宗教与文化与其西面的文明有密切来往；同时于阗与东土汉地的联系也可追溯到远古，商周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玉器不少都是和阗玉，说明于阗自古便与汉地有经贸往来。西汉时西域东属，于阗与汉地联系也得以强化。于阗出土的“怯汉两体”钱币流行于公元2世纪中叶，它形象地反映出印汉两种文化在于阗的碰撞与融合。事实上于阗文化不仅是印汉两地文化的交汇点，葱岭以西的波斯萨珊文化与中亚文明也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于阗做为一个诸文化相互融合的荟萃之地，其文化性格相当复杂，这也是于阗古代文化的一个特点。于阗是西域诸城邦国中的一个小国．兵力不多，地域不大，人口也有限，然而就是这个不大的西域小国，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于阗是丝路南道上的重镇，在佛教文明东渐的过程中曾对中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各种流派在此汇合，于阗得以拥有齐备的正品梵文胡本经典，这使它成为中国佛教研究的结集地，也使于阗在西域诸国中独具魅力。关于于阗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于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在一种复杂的关系网中，它是这个复杂的网状结构中的一个点。于阗与龟兹、鄯善、高昌等西域诸国的关系就很微妙，它们虽然同处西域，且相距不算太远，但其佛教传承的渠道、流行的教派和经典、佛教盛行的时期乃至佛教美术的样式都有一定的区别，在构成西域佛教美术千姿百态的风貌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谜。于阗佛教最初的传入同古代迦湿弥罗似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也许同克什米尔与于阗之间有条民间的交通要道有关；这条通道非常古老，持续的时间又很久远。o除了与克什米尔的特殊关系，至少是在唐朝，尤其是在唐末、五代到北宋，于阗又同敦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总而言之，于阗西与中亚、西亚、南亚均有往来，东与敦煌及中原联系密切，北与西域诸国更多关联，而在公元7世纪中叶至11世纪，于阗又与南面的吐蕃保持着特殊关系。于阗在中古时期西藏研究1999年第一期是中国西部各种文化彼此纵横交错的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的点，它与同中亚诸国，克什米尔、敦煌、吐蕃、西域诸国之间，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张彼此交错着的网。而与于阗有关的这些地区如中亚、克什米尔、西域诸国、敦煌等也同样与吐蕃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于阗与吐蕃之间的关系往往未必就只限于这两者之间的孤立关系，也许更要考虑到于阗所特有的复杂背景，这是吐蕃与于阗关系史中的另一个特点。远古时期的中国西部(包括西藏的西北部、新疆的南部以及青海的西北地区)曾是古羌人活动的地带，而我国的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蒙古利亚人种(很可能是古羌人)与欧罗巴人种相互交汇的地带。一般而言，西域东部地区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他们也逐渐地向西活动。@新疆哈密出土的古代人头骨研究表明，东疆一带蒙古人种在西域的早期铁器时期占较大的比重，这些头骨与西藏的B型头骨有共同之处。至于于阗地区，1984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和阗洛普县山普乡发掘出52座墓葬，碳十四测定年代为战国到东汉期间，其中一号墓碳测年代距今2085±80年，墓葬出土有塞种人的遗物。对该墓葬的人头骨材料的分析测定表明，这些头骨与帕米尔塞种人的头骨特征一致。英国人类学家乔伊斯(丁．A．Joyce)根据斯坦因挖掘的考古材料进行测定分析，结论是古代和阗人的体貌特征与帕米尔地区的噶尔卡(Go&ha)人相类似，这一结论也与我国考古工作者的测定相吻合。乔伊斯的报告同时还指出，和阗东部的人种中有藏族人的血统。对古代于阗人种目前学术界似尚有分歧，有学者推测于阗的古代居民当以塞种人为主要成份，其中也包括古羌人人种；@也有学者认为最初到达于阗的民族应为羌人．即系一支从南山山脉北麓随畜逐水草而向南发展，后到达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的古羌系民族，他们同兴都库什山区东迁而来的Arya人和Galca人相混合后形成古代于阗人种。@《北史·西域传》所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中的“貌不甚胡”当出于此。又新疆地区是我国古代岩画分布最为广泛、风格变化最多的地区。新疆地区的岩画又可大致划分为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南山)这三个大的岩画类别。其中昆仑山山脉的岩画与天山及阿尔泰山的岩画有一定的区别，却与青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西部、北部的古代岩画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些地区岩画的共性也反映出远古羌人在西部活动的大致地理范围，表现出古羌人游牧文化的共同特征。西域古代人头骨标本的研究与古代西部岩画的研究，都说明了于阗古代居民同西藏西部与北部的土著居民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着人种上的亲缘关系。@四吐蕃与于阗真正发生联系当在公元7世纪下半叶吐蕃兼并了苏毗、象雄和吐谷浑，其疆土在东、北、西诸面都直抵于阗时方才开始。一般认为吐蕃正式登上中亚政治舞台，与唐朝争夺西域是在公元662年，可以设想在662年以前吐蕃已经在西域建立了某种联系，为其出入经略西域打下了基础。公元644年吐蕃灭大羊同国，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直接接壤。648年唐太宗出兵西域时，曾“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这大概是吐蕃第一次出兵西域。662年弓月部引吐蕃军队与唐军交战是吐蕃在西域首次与唐正面冲突，自此开始到823年唐蕃真正握手言和，在这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吐蕃与唐廷在西北、东北、西南这条长长的民族走廊上激烈角逐。在这漫长的角逐中，西域始终是吐蕃与唐争夺的一个焦点，而在争夺西域的过程中于阗又始终是西域争夺战中的焦点。吐蕃与唐廷争夺西域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年吐蕃与唐朝在西域本土上展开了激烈角逐，双方的争夺犹如一场拉锯战，得而复失，失而又得。吐蕃三次拿31吐蕃与于阗关系考下西域四镇，唐朝又三次夺回四镇。在这30年的拉锯战中，值得注意的是吐蕃三次攻陷四镇都是在吐蕃噶尔家族成员出任大相之时，且三次进攻又都是由大相亲自挂帅。敦煌藏文编年史里记载了后两次，第一次没有提及，不过《汉藏史集·圣地于阗国之王统》里提到大相噶尔·东赞曾到过于阗，东赞死于667年，去世前一直驻扎在吐谷浑，当时吐谷浑的疆域也包括了鄯善、且末，可推测吐蕃第一次攻陷于阗当在665～666年间，而且是由大相亲自率兵进行的。吐蕃第二次攻占于阗是在676年，敦煌文书吐蕃《大事记年》676年条目下记载着当时的吐蕃大相(东赞之长子)“论赞聂领兵赴突厥”。第三次是在687年，这次领兵的是吐蕃大相钦陵(东赞之次子)，这次占领也是吐蕃三次占领中最长的一次，约5～6年的时间，吐蕃主持军政事务的勃论就驻扎在于阗。692年唐朝收复西域四镇，并一改以往的策略，开始派重兵驻守于阗，从而结束了拉锯战的局面。吐蕃失去西域并不甘心，696年大相钦陵大败王孝杰等于青海素罗汗山，做为战胜者的钦陵向唐廷提出的要求却是“罢安西四镇戍兵，请分十姓突厥之地”，显然依旧情系西域。第二阶段是692～755年间，吐蕃与唐朝在西域、河西争夺不成，又转战于大小勃律，以图进入西域。唐朝在于阗的重兵把守切断了吐蕃进入西域的通道，737年以前吐蕃与突骑施苏禄联盟进攻西域未果，这以后吐蕃与唐反复争夺大小勃律，唐后来占据上峰。第三阶段是755～790年间。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方寸大乱，由盛到衰，吐蕃趁虚而入，与唐大战于河西，以扼住唐经略西域之咽喉。这期间吐蕃势力咄咄逼人，762年曾一度占领京师，而唐只有招架之力，河西一带很快落入吐蕃手中。这期间由于唐蕃双方均主要用兵于河西，西域相对平静。年间，西去取经的僧人悟空回国经由西域时，唐在安西四镇、西州、北庭的统治尚很完善。斯坦因在西域发现的汉文文书也证实，至少是在768年以前，于阗仍有唐兵驻守。∞32一般认为，吐蕃真正占领西域是在公元790年。789年冬季，吐蕃向西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792年唐固守的西州也终于陷落，不过吐蕃占领于阗可能是另外回事。有学者认为，敦煌文书《赞普传记》记载吐蕃占领于阗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赤松德赞死予797年，可知于阗被吐蕃占领是在公元790年左右。@《敦煌吐蕃文书·赞普传记》中的确记载了吐蕃占领于阗是在赤松德赞时期，“此王之时，没庐·墀苏菇木夏领兵北征，收抚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其后……’’@但“此王之时”的时间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它并不能是断定为790年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在这段记载的“其后”又记载了另外一件史实，而这后面的史实对我们的断代很有帮助。“其后，白蛮南诏之部归于诏下，忽心生叛逆，时召有庐·菇木夏拜为将军，于山巅布阵，进击之时，杀南诏多人……南诏之主阁罗(风)亦前来致礼……”这记载了南诏国白蛮叛乱时，吐蕃曾出兵助南诏镇压，为此南诏国王阁罗凤曾前来致谢。南诏阁罗风执政时期是在公元年间，也正是吐蕃与南诏结成联盟的时期，那么编年史中记载的这一吐蕃助南诏平叛的事件应当发生在778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既然这一事件发生在吐蕃吞并于阗之后，那么吐蕃占领于阗的时间更得提前。据日本森安孝夫的考证，768年以前唐廷在于阗尚有一定数量的驻军，但在于阗东部吐蕃军队已经常性地出入侵扰。根据这一史料我们可推测出吐蕃占领于阗是在768～778年之间，吐蕃占领于阗很可能属于比较小型的军事行动，并不牵扯西域其它小国。公元789年冬季开始的才是大规模进攻西域的军事行动，整个西域落入吐蕃的手中也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上述推测属实，那么吐蕃统治于阗的时间要长于西域其它的地区，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768／778～866年)于阗是在吐蕃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吐蕃也只需要占领于阗便能够保证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敦煌、鄯善很长一段时期内已在吐蕃的控制之下。吐蕃控制丝路南道后，于阗是其军事重镇，斯坦因考西藏研究1999年第一期古发掘的藏文文书也证明于阗的慕士塔克是吐蕃当时统治于阗的中心要塞。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吐蕃亦从西域撤军，一般认为吐蕃与于阗的关系也到此结束，但据一些学者们的研究考证，lo世纪时西藏“后弘期”的一些密宗经典与于阗文的密宗文献在结构乃至内容上都有相似之处，@而且11世纪上半叶在西藏腹地的卫藏地区又出现了一批带有于阗艺术风格的美术遗存，说明公元866年吐蕃势力退出西域后，吐蕃仍与于阗保持着某种宗教文化上的联系，吐蕃与于阗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直持续到公元1l世纪的中叶。五综上所述，吐蕃与于阗的关系因历史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远古时期西域东部、南部与西藏北部、西部一些羌人行国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他们彼此的交往大抵也以经济贸易为主，无论是玉石之路，还是麝香之路，都说明昆仑山、喀拉昆仑山不是阻隔彼此往来的障碍，吐蕃——于阗这一“中道”开凿得很早便是一个明证。@有唐一代，正是吐蕃迅速掘起、迅速扩张的时期，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于阒是吐蕃进入西域的重要通道，因而于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吐蕃与唐争夺西域或是吐蕃经营西域，对于吐蕃而言，于阗都更具有军事战略方面的意义。当然也用不着否认吐蕃控制丝路南道后，丝路贸易会为吐蕃带来相当的经济利益。不过随着吐蕃与于阗更深入地接触了解，尤其是因为于阗本身做为中国西域的佛教名城．于阗对于吐蕃的意义也就更多地集中在宗教文化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汉藏史集》为于阗定位于“圣地”的缘故。那么于阗的佛教究竟对吐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学者指出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下半叶，吐蕃屡屡用兵于西域的同时，也就接触到了西域佛教，这期间吐蕃受西域地区，特别是于阗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广泛的。@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并且打算进一步论证于阗佛教曾直接影响过吐蕃，而且这种影响在促成吐蕃赞普改变其传统的宗教信仰(苯教)、选择佛教这一划时代的转折上曾是一个重要的诱因。据藏文典籍载，佛教由松赞干布引进。学术界一般同意松赞干布时期由于汉地与尼泊尔公主的入藏，佛教的信息的确被带入雪域。为供奉文成、赤尊二公主带来的佛像，松赞千布时期修建了大小昭寺，这确是佛教文化染指吐蕃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从吐蕃苯教及支持苯教的贵族势力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感这点看，当时佛教在吐蕃尚无实质性的进展。吐蕃的第一次禁佛运动发生在赤德祖赞去世后的755年，事实上，正如王森先生所言，这场反佛教的运动早在739年金城公主去世之时便已在酝酿之中。当赞普本人遇害之后，反佛教运动更加明朗化。史载：当时独揽大权的大相玛祥忠巴杰、大臣达热恭禄等人挟持幼主，将不准信奉佛教制定成法令以诏天下；下令将小昭寺内的佛像运回汉地，运送不成又送往芒域；大昭寺被改成屠宰作坊；赤德祖赞时期修建的寺庙(珍桑寺、卡扎寺)被拆毁；惩罚信奉佛教的大臣；不准为祭奠亡灵而举行“七日祭”等等，一时乌云密布，“吐蕃被驱入黑暗的深渊”。@没有兴佛，无所谓禁佛，也许我们更能通过其禁佛举措的严厉和激烈程度，推测出在赞普赤德祖赞时期吐蕃之地确实存在过佛教的涵动。藏史记载赤德祖赞时期确有佛教的传入：赤德祖赞曾派人赴冈底斯山迎请在那里修行的印度高僧佛寂与佛密，迎而未果，带回五卷经典；赞普为供奉这五卷经典修建了五座寺庙(又有八座之说)；当时已从汉文佛经译出《金光明经》和《百业经》，为吐蕃译经之始；赞普晚年又派桑喜等人赴唐朝京师取经，桑喜一行取经返回时赞普已遇难。概言之，赤德祖赞时期的佛教活动是取经、建寺、译经，这是一般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青史》和《西藏王臣记》中还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赤德祖赞时期还曾迎请过于阗僧人和一些汉僧。赞普虽然“对之恭敬33吐蕃-B于阗关系考承侍，惜此时吐蕃尚无出家人”。@但关于这一信息，《拔协》却完全没有提及。吐蕃时期的石碑碑文和诏书里，关于赤德祖赞时期的佛教活动记载得更加简单，只提到赤德祖赞曾修建过寺庙扎玛噶秋寺(呷曲寺)。所幸的是我们在赤松德赞的第二诏书中，通过反对佛教的大臣之口，获得了比较确凿的证据：父王赞普(赤德祖赞)归天之后，某些尚论(舅臣)居心叵滇·l，则遂将先祖以来所奉行之佛法予以损毁。此后(彼尚论)又借口南方泥婆罗(洛巴)之神与佛法不宜行之于吐蕃，继而又立下‘以后不得奉行(佛法)’之法令。@这里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赤德祖赞时期，吐蕃的确存在过一种宗教，一种由僧人们进行着的具体的宗教活动。他们供奉着自己的神祗，有着实实在在的佛事活动。这种宗教就是所谓的“洛巴”人的宗教。“洛巴”一词在古代一般被译作尼婆罗人，不过我们注意到陈庆英在《汉藏史集·圣地于阗国之王统》一节的翻译中，将“洛巴”译作于阗。@关于西藏古代文献中的“洛巴”一词的含义，国外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石泰安一度认为赤松德赞第二诏书中的“洛巴”入的宗教更应该是“胡人”的宗教，很可能是指敦煌地区汉人的宗教。@但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敦煌与吐蕃尚无关系。在后来的研究中，石泰安认为“洛巴”实际上是一种泛指，即对异邦人、陌生人的一种泛指，其中可能还带有“野蛮人”的贬意，其地理方位并不仅于南方，而更多地指向吐蕃的北方或东北地区。英国藏学家罗伯托·维塔利则认为“洛巴”一般是对相对于吐蕃人而言的外邦人的泛称，但在某些场合则特指于阗人。@根据目前对吐蕃佛教传播与发展的学术研究看，直至赤松德赞之前，吐蕃尚无印度僧人的活动迹象，至于汉僧即使有也只是些看守寺庙、佛像的和尚，实无太大的影响。赤德祖赞时期如果确实存在着僧人的佛事活动，也只能是于阒僧人的佛教活动，对此藏文典籍中的于阗古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据文献记34载，@8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于阗的一位年轻国王排挤佛教，不少佛教徒逃到新疆东南部当时吐蕃控制的地区，经赤德祖赞同意，由金城公主任施主迎请这些于阗僧人到吐蕃避难，在扎玛建呷曲(即前文里提到的吉如拉康)等寺安置他们，并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宗教活动(于阒僧人们在呷曲寺留下于阗风格的佛像也就成为可能)。关于这些于阗僧人在吐蕃留居的时间，《于阗国授记》中说是3到4年，而《于阗教法史》里说是12年。如按前者所记的时间推算，于阗僧人到吐蕃避难是在公元735～736年间；若按后者推算则应是在公元728年左右。公元739年，吐蕃流行疾疫，金城公主染病而逝。吐蕃一些反佛的大臣说这场瘟疫是对吐蕃召请外邦入宗教的报应，遂将于阗和汉地僧人驱逐出境。关于739年吐蕃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敦煌吐蕃藏文写卷．P．T．960((于阗教法史》里有一段生动的暗示：在这个国家里有两组恶魔，他们在挑拨离间，而这比天花瘟疫更有害处。这段暗示提醒我们739年吐蕃驱逐于阗僧人的事件与其说是因为瘟疫的流行，更可能是因为吐蕃王廷内部的权力之争所致，也说明当时已在酝酿着一场反佛教的运动。时隔16年，公元755年赤德祖赞遇害，禁佛的大臣们仍以“洛巴”人的神与宗教不适宜吐蕃为理由，可见这次正式的禁佛仍是739年排佛事件的继续。禁佛运动中还将开始于金城公主的“吐蕃七日祭”一块禁止，针对性相当明确。由此我们可以见出赤德祖赞时期的佛教活动，尤其是早期的佛教活动与金城公主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于阗僧人到吐蕃避难事件发生在公元8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于公元704年的赤德祖赞在730年左右也才刚刚进入成年期，据敦煌吐蕃文献的编年史载，年间吐蕃王廷有过一次大的人事变动，够这可能正是赞普进入成年期后在政治上的第一次重大决策(是年赞普24周岁)，刚刚进入成熟期的赞普不太可能在宗教问题上做出重大改变，何况要让这位年轻的赞普对一个他几乎完全不了解西藏研究1999年第一期的宗教表现出积极明确的态度也确实免为其难，但对于熟悉佛教的金城公主来说，事情便是另外一回事。王森先生在其著作《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说金城公主有意在吐蕃引入佛教．看来是很有道理的。@显然8世纪二三十年代吐蕃迎请于阗僧人主要还是由金城公主主持(当然必须得经过赞普同意)，于阗古代文献里也明确地提到金城公主是其旋主。虽然在提到赤德祖赞赞普时文献赞扬了赞普的慷慨和公正．不过从敦煌藏文文书的记载看，在727～747年问，赞普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王廷的政治事务和与唐朝的政治斗争及军事行动上。公元728或是735年于阗僧人在吐蕃进行宗教活动实为一种历史的偶然，因为他们来吐蕃纯粹是为了政治避难。但是他们在吐蕃的出现，尤其是他们佛事方面的活动却使吐蕃人、尤其是吐蕃王室得以更具体地、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了佛教，并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赞普本人崇佛的信念，而正是这后者才更深地妨碍了苯教势力的各种利益。史载赤德祖赞曾派人去冈底斯山迎请印度高僧，又请汉僧翻译佛经。晚年还派遣桑喜四人去唐朝长安取经，这都反映出赞普对佛教的浓厚的兴趣，而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8世纪的30年代以后。甚至更晚。739年金城公主去世及于阗僧人的被逐不仅没有改变赞普对佛教的兴趣，他后来的行为更说明了他对引进佛教采取的是积极主动的态度，∞所以他去世后才可能出现更大规模的禁佛运动。当然吐蕃的宗教斗争从来都是吐蓍王廷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从755年赤德祖赞遇害事件看，吐蕃王廷内部的斗争已相当地尖锐和残酷。赤德祖赞去世时，赤松德赞尚年幼(13岁)。暂时无力与挟持大权的尚论们抗衡，但当他的羽翼刚一丰满便立即着手翦除这些反佛教的势力。史书记载他用计活埋了大相玛祥忠巴杰．将另一位禁佛的大臣达热恭禄流放到边远的北方，可见其斗争的激烈程度。赤松德赞选择佛教作为佐政的宗教是吐蕃史、乃至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改变．然而赤松德赞为什么会选择佛教、皈依佛教，恐怕在当时主要还不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是王廷内部斗争的延续，是对其父辈事业的直接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赤德祖赞时期的佛教活动也就不可能有赤松德赞这一历史性的选择。因而所有发生在赤德祖赞时期的历史事件，哪怕是当时看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也就成为诱发某种必然性结果的重要因素。虽然于阗在吐蕃早期佛教传播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环节，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段历史在藏史的记载里却被大大地淡化了。不仅如此，关于704～755年间赤德祖赞的这段历史，中世纪以后的藏文史料与吐蕃时期的敦煌藏文文献的记载充满着矛盾，致使这段历史显得扑朔迷离。不过于阗的各种文明痕迹还是在西藏的历史长河中有所保留，而其中我们认为于阗对于吐蕃影响最深刻的恐怕还是它的佛教美术。’，、关于早期藏族佛教美术样式的形成，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藏族美术西来说(印度一尼泊尔样式说)，虽然杜齐等大家也承认“中亚”艺术(在这里“中亚”的概念有些过于宽泛，因而显得含糊)和其它艺术的成份。但总体来说，印度一尼泊尔样式说占主导地位。我们在涉及西藏早期艺术时先要明确“早期”的概念，这里的“早期”指元代以前(也有的包括了元代)，实际上它包括了两个阶段：一是吐蕃王朝时期和后来的分裂混乱时期(公元7世纪上半叶～10世纪末叶)；二是“后弘期”早期(公元10世纪末叶～13世纪中叶)。由于吐蕃王朝的灭亡使西藏文化出现大的断裂带，王朝时期的美术线索就此中断，因此西藏后弘期早期的佛教美术基本上是重新起步，另起炉灶。也正因为如此，西藏后弘期早期美术样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后来藏传佛教美术体系的形成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们的考察，后弘期早期的西藏佛教美术从一开始出现，起点就比较高。这里确实存在着借鉴的问题。西方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3S吐蕃与于阗关系考是这一时期美术的主流是“波罗一中亚”样式，这种观点的确比先前的印度一尼泊尔样式说更能把握住早期卫藏地区美术的风格特点(西部美术风格又当别论)，但根据最近一段时期的研究，我们有理由提出，后弘期早期藏族美术的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风格，而是同时并行着几条发展线索：如波罗一中亚混合式的美术风格；某种比较纯粹的西域美术风格；早期唐卡创作中北宋艺术风格等等，这几条线索很快就出现了彼此交叉的趋势，藏族艺术家迅速地将这些来自于不同地区的美术样式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藏地特有的艺术样式。藏族艺术家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在11世纪后半叶已经相当明显，11世纪末叶扎塘寺壁画便是代表作。我们注意到在早期藏族佛教绘画作品里(尤其是在后弘期早期)，纯粹的印度样式几乎不存在(雕塑例外，因为有一些直接从印度来的金铜或青铜雕像)，印度绘画严格地说属于谣方绘画体系，而西藏绘画从一开始便很明确地体现出东方绘画的性格，两者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不否认早期西藏美术中的确有印度波罗艺术样式的影响，但印度绘画的基本概念和处理手法在它们还没有进入到西藏以前已经得到修正，也就是说来自南亚印度的“波罗”之风已被融入到一种东方的情致之中，在导入西藏之前便已形成某种折衷的样式。例如早期西藏绘画中特有的“明暗法”(立体表现)所遵循的恰恰是西域式的“明暗”法则(唐代的美术书籍中对于阗的“凹凸法”曾有过详细的记载)，而不是印度式的明暗表现法，但这一点却长期被忽视。那么印度的波罗样式是在哪里产生变异的呢?西域在当时是最可能产生这种变异或折衷的地区，而在西域最可能对西藏美术产生影响的就是于阗。1l世纪初，由于于阗僧人们又一次到西藏去避难，为于阗美术风格在藏地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卫藏地区ll世纪一批寺院中所存在的于阗(或中亚)美术风格学的研究，早期藏族美术样式的形成中，敦煌、于36阗(还可能包括西域的其它地区)、西夏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却一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责任编辑李登贵]注释：①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四JIl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1页。书中记载赞普给于阗王送去一头獐子和一封信，命令于阗王派著名的雕塑家李·觉白杰布到吐蕃来工作，；如若不来，赞普将陈兵相向。②比较而言，’于阗的古代美术遗存的发现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吐蕃时期的佛教美术遗存。但总体来说，由于于阗发现的古代佛教美术遗存风格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笔者认为目前对于阗的古代佛教美术还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至于吐蕃时期的美术就更是如此了。③关于查拉鲁甫石窟寺雕塑的风格，笔者更倾向于它们属于吐蕃本土的风格，它们可能在样式上受到了尼泊尔的影响，不过与同时期敦煌的吐蓍帛画的风格参照，它们显然是吐蓄时期特有的一种样式，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吐蓍自身的美术样式。④详见(英]罗伯托·维塔利：《早期卫藏地区的寺庙》(EarlyTemples ofCentralTibet)．London，1990．维氏认为吉如拉康中的主尊释迦牟尼像为于阗雕塑风格。其时代与建寺相同(大致在8世纪20至30年代)，但两侧排列着的菩萨晚出，为赛那累赞普时期修复时的产物(9世纪初叶)，其艺术风格来自于尼泊尔。又西藏的考古工作者也认为吉如拉康中的雕塑基本上与建筑同时期或略晚(参见西藏文管会编：《乃东县文物志》，1986年版，第26页)。⑤参见《新红史》黄颢汉译本的附录部分，原著为班钦·索南查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⑥见[意]G．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37页。⑦罗伯托．维塔利对“波罗一中亚艺术样式”中“中亚”的解释与杜齐不同，他认为这里的“李域”，与其说是于阗，莫若说是西夏更合适些，因为西夏的君主也为李姓。但从11世纪初的情况看，可能对西藏美术产生影响的“李域”只能是于阗，而不太可能是西夏。而且在960～1026年间，由于于阗与敦煌的特殊关系，丝绸之路仍保持着它的畅通无阻，这就意味着印度的波罗样式可以通过这条通道进入。建国西藏研究1999年第一期于1038年的西夏王国，早期佛教美术承袭的是汉地北宋的艺术传统，中期受回鹘的影响，到晚期时的确显示出与藏传佛教美术之间的深刻联系。但它在1038年以前，甚至是在12世纪以前还不太可能对西藏美术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也很可能是藏传佛教美术对西夏的影响。⑧据维塔利考证，在这批寺庙里，艾旺寺和江普寺建立得最早，大致在1037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内；乃萨寺建于1037年左右；扎塘寺建于1081～1093年间；乃萨寺的佛像的开光是在1141年左右；而纳塘寺则可能更晚一些。见E,2rZyTemples ofCe，ztralTibet．⑨格瑞纳德：《穆斯林对和阗的占领》(D，，theMuslim conquest ofKhotan)1900．⑩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殷晴等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20世纪初斯坦因赴西域考古就是从这条通道进入西域，据他在书中记载，这条通遭当时还在频繁地被人们利用着，是条民间贸易通道。⑧公元924～1064年曹氏家族统治敦煌长达140年，这期间敦煌与于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曹氏还与于阗王室有联姻关系。此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于阗王及家人的形象。⑥见陈戈：《史前时期的西域》．载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4页。⑥见吴焯：《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的文化》，同上书，第225页。⑧周连宽：《瞿萨旦那国考》，载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236、245、246页。⑥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蓄与中亚、南亚的古代交通》，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⑩《资治通鉴》卷198。⑥王小甫：《唐、吐蓄、大食政治关系史》，载《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1991年版，第150、151页；又见[日]森安孝夫：《吐蓄在中亚的活动》，劳江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l985年版。⑧当然森安孝夫得出这一结论主要还是依据汉史的资料，敦煌藏文本《赞普传记》的史料只是一个旁证。参见[日]森安孝夫：《吐蓄在中亚的活动》。⑩《敦煌本吐蓄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⑩[法]石泰安：《古代吐蕃和于阗的一种特殊密教论述法》，耿升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7辑，第140、144页。⑨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蓄与中亚、南亚的古代交通》，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参见陈楠：《吐蕃时期佛教发展与传播问题考论》，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③同①，第8一lo页；又关于公元755年以后的禁佛事件，藏族史典均有记载，尤其以《拔协》记载得最为详细。③见廓诺·迅鲁伯：《青史》，郭和卿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页；又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干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⑤同注⑤，第297页。⑤陈庆英在《汉藏史集·圣地于阗国之王统》一节的注释中对此特作解释：“此处之标题原文作。圣地尼婆罗国之王统’，从内容看实际应为于阗国之王统。”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⑤石泰安：《有关吐蕃佛教起源的传说》，耿升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7辑，1990年版，第293页。⑧同注④，第7、8页。◎托马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书》，(TibetanLit． eraryTexts andDocumentsConcerningChineseTurkestan)London．1935．⑩见《敦煌本吐蓍历史文书》P．T．1288(大事记年>中727～728年的条目，第152页(增订本)，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⑨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藏史中普遍记载，赤德祖赞有意识地兴佛是在他看到了松赞干布的遗训之后，认定松赞干布所说的子孙中姓名中有“德”字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看来赤德祖赞时期的兴佛的确是有意识而为之的。史书中这段著名传说看来更具有象征意义。[作者简介]张亚莎，女，现任职于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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