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酒文化中的西域元素

唐朝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璀璨的朝代之一。唐朝疆域领土面积广大，《旧唐书》：“东至安东（高句丽），西迄安西（吐鲁番），北起单于府（大漠南北），南至日南（今越南境内）。开元二十八年，全国共328个郡府，1 573个县。”[1]唐朝民族政策包容，唐朝政府通过羁縻府州的形式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笼络到广大的唐朝疆土范围内。各民族交流频繁，西经吐蕃，可达印度，通过丝绸之路可以到达高昌、伊朗、波斯、大食。经长安、洛阳，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到达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马来半岛，南可经过南诏到达日南，北可越过大漠到达突厥。正是因为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各国各民族交流融合频繁，文化繁荣多样。

与盛唐匹配的酒文化也繁荣多样，酒文化在继承传统的酒文化基础上，融合来自于西域各族文化，呈现出璀璨夺目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唐朝多样的酒文化及其中的西域元素，如从西域引进的葡萄在唐朝种植广泛，中唐之后，葡萄酒酿造技术亦被唐朝引进，从而使葡萄酒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广受欢迎的酒的品种之一。再如来自波斯的三勒浆酒酿造技术通过来唐胡人引进推广，三勒浆酒亦成为唐朝非常流行的酒的品种之一。更为具有特色的是胡人酒肆中貌美如花的胡姬，在唐人笔下跃然纸上。胡姬酒肆中的酒器，亦充满异域风格。唐朝酒文化中的这些西域元素，构成唐朝酒文化的主要特征，成为唐朝璀璨文化的一个缩影。

1 西域东传之葡萄酒和三勒浆酒

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2]

唐朝酿酒技术日臻成熟，名酒种类繁多，但初唐仍然擅长酿造传统的粮食酒，如郢州富水、乌程若下、岭南灵溪博罗、宜城九酝、浔阳湓水属于南方用稻米酿造的清酒。长安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属于用高粱、糜子酿造的粮食酒。对于果子酒或植物酒的酿造技术则是从西域学习而来，如河东乾和葡萄酒酿造技术是从高昌学习而来，三勒浆酒则是从波斯学习而来。

1.1 葡萄酒

葡萄和葡萄酒均引进于西域地区。

葡萄原产于大宛，于西汉传入中原地区。《史记》曰：“大宛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3]《汉书》曰：李广利为二师将军，破大宛，得蒲萄种归汉。又曰：“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4]葡萄在当时为稀缺之物，甚至连皇帝都很少能吃到，《北齐书》曰：李玄忠曾贡世宗蒲萄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唐会要》曰：高祖赐群臣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5]可见到了唐朝，身为朝廷高官的陈叔达都视葡萄为稀有之物。

至于葡萄酒，也是在汉代引进，中原尚不能自己酿造，所以在经过漫漫黄沙由驼背上运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史载东汉孟沱以一斗葡萄酒遗张让，得梁州刺史。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可知唐太宗不仅将马奶葡萄引入长安皇家苑囿种植，而且将高昌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引入中原，并亲自酿造葡萄酒。唐太宗酿造的葡萄酒非常成功，色泽鲜艳，味道鲜美，颁赐给群臣，此时京城的权贵才知道葡萄酒的味道。

在太宗种植马奶葡萄、酿造葡萄酒成功之后，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下移至民间。中唐以后，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均日益普遍。

北宋朱翼中的《北山酒经》“葡萄酒法”对唐朝葡萄酒酿造方法记载详细：酸米用甑蒸，上气之后，“用杏仁五两，去皮尖，葡萄二斤半”洗干晾干，去子皮，与杏仁同于砂盆内，用熟浆三斗慢慢旋转研磨，再用生绢过滤。之后和蒸熟的米和在一起，晾凉后放酒曲。“候一二日，如蟹眼发动，方入曲三斤、麦蘖末四两搜拌，盖覆，直候熟，却将前来黄头并折澄酒脚倾在瓮中，打转上榨”。

唐朝中期以后，上到皇室贵族、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饮用葡萄酒，此时与葡萄和葡萄酒相关的诗文不断涌现。如杨贵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太真持颇梨（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此处盛放葡萄酒的玻璃杯亦是从西域引进，中国尚不能生产玻璃。美人美器美酒从诗文中呼之欲出，画面非常美丽。再如李白《对酒》：“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这里盛放葡萄酒的金叵罗亦是来自于西域的酒器。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208/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