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期中原西域饮食交汇之我见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乃至性格人品都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曾经说道“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事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西域地理自然环境与中原的不同,也造就了西域饮食文化与内地也千差万别，有着强烈的民族风味与地方色彩。

一、唐诗及史籍记载中原地区的西域饮食

唐时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往已深入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十分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二者之间饮食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开展。

（一）唐时期西域饮食类别繁多,渐渐影响到唐中原地区

开元以后,“贵人御撰,尽供胡食。”《一切经音义》中曾记录道：“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诸儒随意刻字，元无正体，未知孰是。”在各种胡食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胡饼。《资治通鉴·玄宗纪》中记载：“至德元载,安史之乱,玄宗西幸,仓皇路途,至咸阳集贤宫,无可果腹,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胡三省作注道，胡饼就是现在的蒸饼，是胡饼，也叫麻饼，又叫做炉饼。“此种胡饼，疑系西域各国常食，或即今日北方通行之烧饼。至于唐代之烧饼与今日之烧饼不同，其显著之别即在不着胡麻。”（胡麻也就是芝麻，原产大宛）白居易还把胡饼作为礼物寄给朋友,“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胡饼与杨万州》）这也能够体现西域胡饼受到中原地区人们的喜爱。

据记载，唐人有一种饭食称为毕罗或饆饠，有的人以为是安国四百多里外有一个国家是毕国(Bikand)，他们国家的人到中原进行贸易，所以时人便以其国命名。也有人认为是把米饭与肉类或蔬果拌和煮成的饭食。此中所说类似于今日的八宝饭，又据《卢氏杂说》记载：宫廷中赐食有“杨若锣”，滋味香美，人称之为“诸王修事”。但从更多古籍记载来看，此食应为饼类。“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本作毕罗，后加食字偏旁成饆饠。此外，唐·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中记有"天花饆饠"，宋·高似孙《蟹·蟹馔》中记有"蟹饆饠"(即蟹黄饆饠)。从唐代史料可见，饆饠需油煎而成，里面的馅料以肉为主，有时也会有水果。

（二）西域酒类在长安也十分流行

唐初有高昌的葡萄酒，后又有波斯的三勒浆，“三勒浆，类酒，三勒者，谓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和龙膏酒（伊朗南部）。长安西市至城东曲江一带，都有胡姬所在的酒肆，李白就曾买醉其中，“胡姬貌若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前有樽酒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其二）高昌葡萄酒是从李世民平定高昌后开始传入中国，“及破南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由此可见，唐长安出现的西域酒类，从传入到流行，也受到了时人的重视。

二、饮食交汇之我见

唐时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交流，使得文化的吸收日益增加，在中原地区汇聚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种类，唐长安也成为当时异域文化汇聚的焦点，其中有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使节、商人、僧侣等。西域与中原的饮食交汇，对当时中原和西域地区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既丰富了双方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潜移默化的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一）丰富饮食文化

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西域地区，各自的饮食文化在交往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以上唐诗和史料皆可佐证。西域饮食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传入中原，得到了时人的逐渐接受和改造，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原美食。同时，经由唐时的西域经营交往，中原地区的饮食风俗也必会随之带往西域地区。

（二）增强民族认同

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史实，也间接印证了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唐太宗曾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一定程度上，唐太宗怀着开放的心态对待西域少数民族。这种华夷一家的观念，在此时期内使得各民族融合上升到另一新的境界。

综合而言，通过不同史籍和唐诗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政治局面和西域地区还是十分的稳定和安宁祥和，虽然不同地区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都不尽相同,但生存跨越了民族之间的隔膜和语言文字的障碍。并且随着饮食交往的不断加深融合，各个地区民族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在不断地模糊，民族交往越来越便利，交往程度也不断加深。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128/331.html